????居之芬、莊建平主編的《日本掠奪華北強制勞工檔案史料集》(下稱本書)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筆者因業務實踐中史料工作比重較大,加之又在從事包含勞動問題在內的淪陷區經濟研究,故對本書較為關注,愿先睹為快。下面是幾點粗淺讀后感受,與同行共商。

????一,近年來的史學研究中,勞動問題研究甚“火”,課題內容又多半集中于華北地區。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原來單從中日經濟關系方面來看,日本向來較為重視華中地區,他們在那里的經貿利權活動遠多于華北。華北之所以后來居上,在日本侵略者的眼中地位愈益提升,以致在戰時華北重于華中,究其原因無非是,華北的軍政戰略位置重要,和華北所擁有的以煤、鐵、鹽、棉為代表的豐富“戰略資源”令其眼紅,除此之外,華北還蘊藏著與物產資源相匹配的雄厚人力、即勞動力資源。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產生,是華北固有的產業結構,即生產集中于農業和依靠農業的消費工業方面的必然伴生物;而剩余勞動力的跨地區、特別是向東北等地的大規模流動,早已成為地區間經濟互補和中國北方人口自然流動的規律性現象。日本侵略者正是接過華北經濟的固有傳統,把勞動力資源作為推行所謂其“日滿華”“一體化”戰時經濟掠奪的重要一環。1940 年之后,面對國際戰略物資禁運,日本為實現其所謂“自給自足”的戰時經濟體制,更把華北定位為“東亞勞動力供應基地”,就像使東北淪為“東亞糧食供應基地”一樣。因此,華北成為戰時人力資源損害的重災區,和華北戰時勞動問題成為歷史研究的焦點,都事屬當然。本書附錄2 明白顯示,只在近十年國內外就有大量關于華北勞工歷史問題的論著發表。這些成果填補了研究上的若干空白,提升了研究工作水平,同時也展現和明確了深化研究的基本方向和關鍵所在。這就要求成為研究工作基礎的史料挖掘和編纂的加強。幾年前,我們高興地看到何天義先生主編的以親歷者回憶性口述史料為主的《日軍槍刺下的中國勞工》一書。優秀的口述史料彌足珍貴,它往往甚至提供文獻史料根本難以反映的史實或情節。但口述史料與文獻史料可以互補卻不能完全互相取代。關于文獻史料,北京出版社推出的《日本對華北經濟的掠奪和統制》史料集雖也涉及華北勞工問題,但內容過于單薄。因而此次出版的本書,堪稱為關于戰時華北勞工問題首創的系統的檔案史料集,全書分12 章,收納80 余萬字有關文獻,給華北勞工問題研究注入了更能使研究工作煥發活力的有益營養。

????二,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時期的我國東北和華北地區,都實行所謂勞動統制政策,且因兩地區勞動力供需關系密不可分,政策是結合一體推行的。所謂勞動統制政策,究其本質特征,我們認為是超經濟暴力強制。也就是,在這種政策推行下,中國勞工所遭受的既非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也有別于前資本主義的超經濟剝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的利潤來源是工人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必要勞動以外的剩余勞動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工人與資本家雖然是剝削與被剝削的不平等關系,但工人身份還是自由的。在前資本主義封建制度下,以地租為主要形式,農民被吞蝕的不只是剩余勞動,還有農民本人及其家屬生活所必需產品的生產勞動時期,而維護這種更為不平等關系的,是經濟以外的封建主義的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人身依附關系。帝國主義從占領區和殖民地人民身上剝奪的是超額利潤(不是資本主義的平均利潤) ,所以它也是超經濟剝削,而這種不平等關系的基礎是政治軍事強權,亟具暴力性。當然,勞動統制政策所體現的強制暴力性,因時期不同而異,但強權暴力是始終如一貫穿在勞動統制政策中的基本因素和固有靈魂,并反映在勞動力的征募、管理、使役和工資待遇等各個層面。由此可以認為,本書編纂的基本觀點無疑是正確的,這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征集使用的中國勞工視為被剝奪自由的“強制勞工”并從勞工征募角度來說,編者還認為,如果1941 年前還屬于“招騙”,那么之后就是赤裸裸的強征了。東北淪陷區的全面強制勞動始于“勞務新體制”出臺后的1942 年初,從此強制勞動諸形態應運而生,行政強權的發動成為實施“國民皆勞”的全民勞工化的主要手段。此前所推行的“專管募集”、“分配募集”和“緊急募集”,雖然可以有分寸地稱其為半強制性或過渡性強制征集,但是所有這些征募都是強權機關———偽政府及其御用機構勞工協會,甚至還有軍警的直接行為。

????七七事變前后受權在華北推行限制勞工“入滿”政策,和對勞工進行政治身份查證的大東公司,實際是“天津特務機關長大迫中佐指導下”的勞務組織。至于華北淪陷區,除了幾乎與日本侵華戰爭同時開始的愈演愈烈的軍警暴力抓捕勞工外,公然正式地推行勞工“行政供出”制和編組送往各地(含日本) 的勞工隊,始于1944 年初。問題在于,此前日偽在華北所實行的“統制募集”、“地盤制募集”等等其性質如何認識。本書的貢獻是,它以所輯錄的檔案史料在相當的程度上澄清或回答了這些看法并非一致的問題。資料表明:華北日本軍部直接掌控著勞動政策與計劃的推行;在軍部統轄下還有遍布全華北淪陷區的華北勞工協會和由軍警政合一的地區勞動統制委員。

????例如:1941 年12 月中旬出爐的《華北暫行勞工募集管理要領》規定:“募集”50 至1000 名勞工,須經各地勞動統制委員會認可,“募集”超過1000 名必須經華北日軍司令部批準。關于“募集”的辦法,從1942 年開始廣泛實行的“勞工募集地域分配”制來看,主要是先由日軍部和日偽機關分配募集指標,然后在各該地區實行勞工強制攤派。為此特別將18 —40 歲的勞動者造冊,其中除本地必須的勞動力之外,作為第一剩余勞動力;而把未滿18 歲和40 歲以上者列為第二剩余勞動力,以備征集。實際上,始于1944 年初的“行政供出”制,無非是此前種種寓征于募的勞動力強制征集的公開化和普遍化。

????三,史料工作是史學研究全過程不得逾越的必要步驟。已故中國經濟史權威學者嚴中平先生有一句名言:沒有不從事史料工作的史學家。自然,史料工作和史學研究是相輔相承的。史料工作中至關重要的是資料的發掘與取舍。胡繩同志生前曾告誡我們:在編輯史料時,必須明確每條史料的選取目的。其意思顯然是強調占有資料不宜魚目混珠而必須嚴選。至于史料編輯時的分類編排,一般的經驗是宜粗而不必過細。我們體會,強調資料嚴選和提倡編排粗略,其意義無非是突出史料本身。的確,一部史料書的價值高低,和翻開書后讀者的興趣是否能被吸引,主要取決于所收資料的質量,特別是未曾面世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的多寡。制約著戰時勞工問題研究進行的瓶頸,歸根結底還是資料問題。戰后大量日偽檔案文獻銷毀失散,有關當事者的大多數也都先后退出歷史舞臺,致使若干歷史迷霧很難得以澄清。單就文獻資料言,最感缺乏的是,足以反映日偽政策和統治實情內幕的機密和晚期資料。本書的“功德”恐怕也主要在于此。據筆者粗略統計,本書收錄之資料共約380 件,其中晚期即1943 —1945 年形成的達180 余件,幾占全書的二分之一,1944 年者最多達86 件,屬于1945 年的仍有65 件。日偽晚期資料得以如此集中地收錄,實屬罕見,難能可貴。惟其如此,諸如:華北末期的勞工“強制供出”、抓捕“游民”、中國勞工向日擄送等等情景,較之過去更為具體與真切地呈現在人們面前了。這不僅對于有關的史學研究,而且對于清算日本戰時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強制勞動罪行,也是有益的。本書取得編輯成功,首先是由于編者的執著努力,其次也是和科研與檔案機關的密切合作分不開的。在史料編輯工作上,科研與檔案部門發揮出來的互動精神,值得贊揚,它可以實現優勢互補。應該正視,目前,與史學研究的繁榮景象相比,史料工作相對滯后,甚至不及前世紀五六十年的狀態,而欲扭轉此種局面,全賴于科研與檔案資料部門的齊心努力。

????(《抗日戰爭研究》2003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