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研究的目的是反擊對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人的辯護，即德國人似乎沒有其他選擇，因此在道德層面是無罪的。然而，其效果卻極大地夸大了民間所存在的反對聲音和特立獨行的空間，原因是對資料來源的錯誤解讀。比如他們論點所依據的是納粹的監視報告，這些歷史學家在這些資料中去尋找持不同意見者，結果他們找到了。然而，在任何一份有關某一城鎮民眾情緒的監視報告中強調其中兩三件持不同意見的例子是片面的，他們忽視了其余民眾保持沉默的意義以及反映在文件中相應的空白；他們十分愿意假設由納粹監視機構挑出來的持不同意見者具有代表性，并把他們當作冰山一角。但實際情況是，這些監視報告的執筆人熱衷于發掘存在于民間的不滿，因此在描述中往往放大此類不滿。換言之，盡管在一些層面具有開拓性，但布羅薩特的《納粹時代的巴伐利亞》研究項目對德國社會在面對納粹的誘惑保持不受影響或具有的抗滲透性的程度方面提供了一個過于正面的評估。

　　總體而言，到80年代中期，研究第三帝國的歷史學家分為兩個學派。第一派繼續從“極權主義”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見識和觀點，強調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在執行納粹政策，包括對猶太人的政策方面所發揮的關鍵作用。由于他們強調納粹種族和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礎是意識形態目標，也由于他們看到納粹政策的執行實際是希特勒意圖的付諸行動，因此他們后來被稱為“意圖”學派。(15) 與此相對的是“結構主義”學派，他們傾向于更多地強調結構上的推動力，這一動力源自該政權發揮功能的特殊方式，而較少強調主要納粹黨人的作用及他們的意圖。根據后者的觀點，過分強調作為個人的希特勒，或片面強調意識形態意圖的作用都無法解釋納粹大屠殺，而屠殺是系列制度發展和政權內部壓力的產物。

　　到80年代中期，這一爭論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化和相當程度的儀式化。雙方不斷地將眾所周知的觀點灌輸給對方，而彼此早已對對方的觀點充耳不聞。然而這一歷史研究的僵局最終被一批新的作品所打破，這批成果尋求利用源自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研究成果——“魅力權威”的范式解釋第三帝國的歷史和大屠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他的成果《希特勒》使這一范式有了大量的讀者。其后他出版兩卷本希特勒傳獲得了標志性的地位。(16)

　　本質上，這批新的成果在兩個方面意義重大。其一，盡管承認在第三帝國內部存在多個權力中心，并承認在常常是混亂的納粹政權體系內這些中心為權力相互競爭，但克肖堅持認為希特勒權力的綜合性特征以及其幻想般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對明確的政治目標的關注使得納粹政權具有內聚力。“結構主義”學派傾向于貶低納粹的意識形態在大屠殺方面的作用，而克肖則強調希特勒以及其意識形態的破壞作用。正如克肖及其他人所強調的那樣，納粹政權內部存在沖突以及此類沖突在使對猶太人政策激進化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很容易被夸大。畢竟，司法權與政策方面可能是有沖突的，但在由意識形態，特別是在反猶主義所決定的根本目標方面，是沒有真正的沖突的。反猶主義遠非系列模糊的議程或信仰，而是一種情感黏合劑，它將整個納粹政權聚集在一起。

　　其二，克肖保留了“結構主義”學派所謂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認為納粹新政策是通過中下層納粹官員和激進分子“向元首靠攏”這一個進程而產生的。這一范式的邏輯是，激進的、越來越具有破壞性和嗜血成性的倡議是由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且忠心耿耿的納粹分子提出的，這些人憑直覺知道希特勒想要什么，并以“創造性地順從”的精神，爭先恐后地貫徹這些議程，他們與其說是服從命令，不如說是預計到這些命令，并根據他們本能所感到的領導人的愿望行事，而來自高層的直接指導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作為一名實用主義者，盡管希特勒偶然會控制一下恐怖和暴力，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其手下的首創精神，他愿意給予事后批準；反過來，在執行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幻想方面，他們會被激發起更為激進的行動。換言之，這個范式不是聚焦在柏林的統治精英的系列沖突，而是鼓勵我們以上層和現地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強化的動力來考慮大屠殺的演進，即柏林政權定下總的基調和方向，現地的、也就是屠殺現場的政權機構創造性地行動，但知道上層是支持這些行動的。(17)

　　在克肖看來，“向元首靠攏”不僅包括納粹政權體制內的中下層，而且包括通過投票支持納粹的范圍更廣的德國民眾，這實際上擴大了“自下而上”分析納粹主義的范圍，其意義是提供了一種分析框架。90年代及以后出現的眾多聚焦于多個德國社會及專業團體參與第三帝國犯罪的研究用的正是這一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在這批后來在德國被稱為“作惡者的研究”成果中，學者關注被占領土上的諸如士兵、警察、民事管理人員，或是“舊”帝國的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和地方官員等群體，以便探討成千上萬的普通德國人如何積極參與第三帝國的謀殺犯罪及其背后的動機。(18)

　　另外，隨著前東歐集團的檔案對西方學者開放，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它們顯示在執行屠殺犯罪的過程中，非德籍合作者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其中包括烏克蘭人、立陶宛人以及波蘭人（當然波蘭人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使得一些舊有的、非學術的看法不攻自破，這些觀點認為屠殺行為可以追溯到德國人天生固有的某些東西，或是可以用德國的“民族特性”來解釋。(19) 這種觀點來自于大眾文化的偏見，而非有意義的學術研究。現在已沒有一個嚴肅的學者會接受這樣的論點。

　　此類研究的作用是強調了第三帝國的犯罪不僅是大規模屠殺受害者意義上的“大”，而且還在于參與者的多。大部分此類研究的重點暗示了這些兇手自愿參與了美國研究第三帝國的權威羅伯特·蓋萊特利（Robert Gellately）所稱的“專制共識”的罪行。(20) 這樣，有關納粹大屠殺的最新研究成果實際上完全顛覆了戰后第一個20年的學術立場和研究范式：過去歷史學家看到的是第三帝國的少數極端分子對多數無辜民眾的暴政，而現在他們看到的卻是多數人對那些在文化上被認為與之不同的少數人的暴政，實際上，多數人正是通過對這些少數外來者和占領之下的外國人的迫害才得以凝聚；過去歷史學家聚焦于納粹統治的強迫層面，而現在則傾向于認為這種統治是根植于共識；過去國家和社會被認為是處于“沖突”中，而現在則被認為彼此為合作者，有著共同的理想；過去歷史學家認為大多數德國人對于少數極端分子的罪行而言是消極旁觀者，而現在則認為他們是積極參與者。

　　如果在過去可以爭辯說絕大多數德國人對納粹暴行一無所知，那么這樣的觀點現在顯然已站不住腳：德國人不僅了解納粹在歐洲被占領土上所犯下的罪行，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也同意此種行為。如果大屠殺的主觀故意曾經被認為限定在希特勒及其他主要納粹分子的意識形態動機的話，那么對歐洲猶太人及數百萬其他人的屠殺現在則被描述為實現元首的“種族滅絕的想象”，而這種“想象”逐步得到數百萬德國人的認同。(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