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平成元年：當代日本史發展的轉折點
世界格局在1989年前后發生的變化，是具有決定性質的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意義巨大，影響深遠。而對于日本社會，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一）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這一轉折的標志有三：（1）左翼的瓦解，（2）保守陣營內部的分裂，（3）第三種勢力的抬頭。
1. 政黨勢力的變化
事實上，1989年的左翼力量早已成強弩之末，這方面最有標志性意義的是1989年工會總評議會（總評）解體。戰后日本民主體制下，最有代表性的工會組織就是總評。1950年總評成立，提出了“和平四原則”，迅速轉變成為左傾反美力量的代表。1953年總評確定了階級斗爭的基本理念，以改變國內的資本主義制度為斗爭目標，在政治上則支持日本社會黨。此后總評一直是日本反戰和平運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20世紀60年代的安保斗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領導地位。歷史上總評的社會影響力非常大。1960年6月4日，總評發動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的全國大罷工，一聲號令有640萬工人響應并參加。在1983年，總評有451萬成員，占到全國工人數量的36%，是每年勞動者爭取提高薪金的“春斗”的核心力量。唯其如此，總評的解體才更具有標志性意義。
和總評解體關系密切的是日本社會黨的衰敗。1945年成立的日本社會黨以社會大眾黨為母體發展起來，基本團結了日本共產黨勢力以外的左翼力量。在平成元年，日本社會黨盡管依舊是國會最大的在野黨，但本質已經非常脆弱。社會黨領導者不思進取，不能夠深入了解民眾需要，進而給日本社會提供新的社會發展愿景，而是安于“萬年在野黨”的地位，甚至與自民黨私下內勾外聯，同臺做戲。到了平成時代，社會黨不僅對于黨所面臨的存續危機缺乏認識，而且領導者們利欲熏心，意圖利用日本變動的政局攫取一時的實際權力。1993年社會黨為與其他政黨合作聯合執政，放棄了一貫的對“PKO法案”和“消費稅法案”的反對。1994年6月，社會黨甚至和老對手自民黨及先驅新黨共同組成聯合政權，為此公開聲明自衛隊是合法的，《日美安全條約》是必要的，在國旗、國歌等問題上采取妥協態度。最有代表性的是1994年9月社會黨在黨的臨時大會上， 通過了題為《我黨對當前政局的基本姿態》的決議。在這一對社會黨歷史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決議中，社會黨放棄了非武裝中立的立場， 承認自衛隊合法，支持《日美安全條約》，在憲法允許的范圍內支持派兵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承認“日章旗”為國旗、“君之代”為國歌。如此缺乏政治操守的政黨當然遭到民眾的唾棄。伴隨平成時代日本政治的激烈變化，1955年以來在日本國會長期占有第二大黨地位的日本社會黨敗運連連，發展到2014年12月的眾議院大選，已經凋零到僅僅獲得兩個議席，對現實日本政治構不成任何影響。
2. 政治版圖的重新建構
保守陣營在平成時代也進入了劇烈的變革時期，其標志是自民黨的分裂與兩度下野。
政治改革是貫穿整個平成日本政治的關鍵詞。20世紀70年代開始，自民黨的“金權政治”與內部大量存在的腐敗問題，已經引起民眾對政府強烈的不滿。這構成了保守陣營不得不進行變革的巨大的外在壓力，并構成直接導致自民黨的分裂、1993年的聯合政權、2009年的民主黨政權成立的原動力。
自民黨內部的分裂，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1955年體制”長期持續，使得自民黨內部形成了一個個巨大的利益集團——派閥。為了集團利益而采取行動的派閥力量實際上一度在日本政治運行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是自民黨內部政黨文化與執政經驗固化的標志，與平成時代所面臨的變革要求是背道而馳的。在日本，另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是官僚。日本的官僚曾經被認為是最優秀的政府官員。在日本戰后復興過程中，以大藏省、通產省為首的政府官員與企業界和學界通力合作，形成“產官學”的合力，這正是所謂“日本成功經驗”的主要部分。但是，由于日本上層政治家的經常性更換，造成國家機關的官僚對于眾多國家政策擁有實際的決定權力和支配力量。長期盤踞在各個部門，官僚們也形成了各自的勢力范圍。在日本經濟上升期，盡管各種“御掟”、“御法度”或明或暗存在著，但運作基本還是有效的。但當變革的時代到來，特別是當變革牽涉到自身利益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出于對自身的利益、規則的堅守，以國會派閥、“族議員”和官僚集團組合形成的反對改革的勢力，成了日本社會轉變的負面力量。正是在這一脈絡中，面臨著時代變革要求的巨大壓力，保守陣營內部出現必然的分裂。理解了這一脈絡，我們才可能理解取代自民黨上臺的細川護熙內閣何以會積極推動通過《政治改革相關法案》，理解《中央省廳等改革相關法案》的出臺，理解小泉純一郎推進郵政事業民營化、道路公團民營化為什么面對巨大的阻力，理解身為自民黨總裁的小泉純一郎何以要“砸碎自民黨”。
3. 第三種勢力的抬頭
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平成日本政治，是一個紛亂復雜的演變過程。它造成的直接結果，是第三種勢力的成長。這里所說的第三種勢力，是指區別于原來在日本政壇風云一時的自民黨和社會黨之外的政治勢力。這部分勢力是最復雜且最難把握的，也是真正掌握著日本社會未來變數的力量。一度整合這一力量取代當年的日本社會黨登場的是日本民主黨。2009年日本眾議院選舉，民主黨獲得的308個議席和鳩山由紀夫內閣啟動時70％的支持率都是這一力量的集中展現。而2013年底野田內閣下臺，不僅標志著民主黨執政的失敗，也標志著這一力量遭遇了重大挫折。民主黨執政失敗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內部力量因為匆匆組合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很多代表性政治家都缺乏治理國家的實際經驗，他們交給民眾的試卷是不合格的，甚至被看成是“負數”。有人給2014年的日本眾議院選舉做出評價說，是在零和負數之間，大家選擇了零。盡管如此，對于日本政治的變革之路今后的走向，第三種勢力如何演變，依舊是非常重要的變量。
（二）經濟方面
平成時代也是日本經濟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平成元年，日本泡沫經濟正處于最高區域。翌年11月，泡沫經濟就開始崩潰，日本經濟也從此進入調整期。“平成蕭條”成了人們耳熟能詳的關鍵詞。
泡沫經濟以“廣場協議”簽署后的日元升值為轉折點。為援助苦于海外資金的流入與日元升值的出口產業，日本政府開始實施寬松的金融政策。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起，日本國內投機熱潮涌動，大量的資金涌入股票與房地產市場。1989年末，日經平均股價創下最高紀錄38915日元。僅僅五年期間，股指暴漲了兩倍。與此同時，日本大都市地價也飆升了兩倍。問題在于，這種遠離實體經濟支撐的上升趨勢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危機。以1990年日本采取抑制景氣政策為分水嶺，日本的股價與地價紛紛暴跌，支撐整個日本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出現危機。以土地作抵押的巨額貸款，伴隨地價下跌而變為不良債權。銀行則因擁有大量的不良債權而陷入經營危機。面臨困境的各大銀行開始控制融資，這又引發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連鎖性企業倒閉，其影響波及整個社會。日本經濟進入長期低迷狀態，這就是所謂的“失去的十年”。此后，日本經濟一直處于調整和遲滯狀態，發展非常緩慢，而結構改革、行政改革、規制緩和等成了報紙和雜志經濟版的常見詞語。今天，盡管各大銀行的不良債權處理已近完成，日本經濟開始向新經濟體制轉換，但時移世遷，日本經濟已經很難重新找回80年代的繁榮。
平成時代日本經濟面臨的根本問題，是面對全球化時代的全方位經濟競爭，日本如何從原來的“出口加工”的舊“型”中走出來，依靠其所擁有的資本、技術和管理優勢找到新的發展道路。從多種角度看，這都是一條充滿未知和艱難的道路。現在執政的安倍內閣打出“安倍經濟學”的旗幟。日元貶值、增稅等，對緩解日本經濟的遲滯發展有一定效果，但他在經濟領域的作為是否真的長期有效，還有待時間的考量。
（三）文化轉換
從文化領域看，平成日本也顯示出轉換期特征，擁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點。如果從大的方向上用一句話概括之，可以說是由“1955年體制”的“左”與“右”的對立，轉化為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立。日語中有一個詞叫“空気読め”（Kuuki Yome，“感受氛圍”）。社會氛圍一如空氣，看不見但無所不在。言及日本社會整體氣氛的變化，讓筆者回憶起2005年加藤周一在清華大學講過的一段話：“我的觀點多年來并沒有變化。50年代我這么講，今天也還在這么講。但是50年代在日本聽我講話的說我是右派，今天在日本聽我講話的人說我是左派。我沒有變，但是社會變了。”進入平成時代后，日本社會左翼學者陣營急劇縮小， 相對消沉，而變革時代引發社會思想動蕩，民眾要求社會變革的壓力轉化為對于權威政治的需求。日本民眾強烈期待有強人政治家登場改變社會，這種社會氣氛正是日本新民族主義滋生的重要土壤。
民族主義在冷戰格局下一度退居次要地位。但隨著冷戰結束、兩極結構瓦解，在新舊格局發生劇烈轉變時期，世界范圍內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國民自我認同都面臨劇烈的改變。民族主義情緒在全世界都得到了釋放空間。東亞地區也處于民族主義思想活躍期。平成時代的日本，民族主義開始進入前所未有的上升期。這一變化與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相聯系，在東亞，日本和中國、韓國等東亞諸國之間構成復雜的聯動關系，最終導致東亞地區的國際關系發生連續的劇烈變動。
綜上所述，和昭和后期相比較，平成時代的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發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實際上都是沿著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展開的。使用文化論的話語概括之，就是曾經讓日本成功完成經濟起飛的“1955年體制”的“型”，在諸多壓力下不斷被打破。我們說“壓力”與“破型”是理解這一時代的關鍵詞，根據就在于此。
既然因為時代的變化，平成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顯示出了與前一歷史時期明顯不同的特征，那么我們今天的當代日本歷史研究，理當從平成時代社會實際出發，用新的問題意識思考，并對當代日本社會做出研究和判斷。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新華網日本頻道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為“新華網日本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