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4月21日訊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岳兵在《日本學刊》2015年第2期發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種粗線條的學術史漫談》。

　　劉岳兵認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自民國時期以來，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和長足的進展。對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概念與方法，特別是對其研究現狀與課題進行詳細的分析與總結，以具體事例說明處理好本學科研究中學術與政治的關系的重要性，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的學術史整理等，對于促進該學科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展望未來，強調史料的整理和史實的挖掘與考辨，仍然是中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當務之急。

　　劉岳兵在文章中指出，中日文化交流史，又稱中日文化關系史。周一良先生有一本《中日文化關系史論》的著作，書名雖然叫做“中日文化關系史”，但其中所收篇目也有以中日“文化交流”或“文化交流史”為題的。其“前言”開宗明義，指出:“《中日文化關系史論》這本書主要是關于中、日兩國之間的歷史、文化、政治關系的考察和研究?！薄敖涣鳌迸c“關系”兩個概念雖然有不同之處，但是正如劉德有所言:“中日關系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無論如何，“文化”、“交流”、“關系”是該研究領域三個最基本的概念。“交流”，給人的動態感更強一些，如交際、流動、流布、移植、影響等。而“關系”，可以是動態的，交流本身也是一種關系，也可以是靜態的；可以包括如“交流”那樣以共時性為出發點的相互或互動關系，也可以包括通過歷時性的比較而得出的有意義的相應關系。這種相應關系雖然不一定都是本然的史實性的“歷史關系”，但其作為研究者所挖掘出來而帶有主體創造性的“邏輯關系”，也可以視為廣義的“交流史”的研究對象?！瓣P系研究”與“比較研究”常常是緊密聯系的，“比較研究”只要可比性論證得充分，其創造性的邏輯關系具有真理性，它就很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史實，作為歷史研究者參與歷史創造的見證。交流史的視野與深度如果因此得到拓展，這樣的比較研究成果是完全配享“文化交流”之名義的。

　　嚴紹璗從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研究的視角來探討中日關系與交流史，其力圖從理論與方法上有所創新的努力，是值得關注的。到21世紀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在方法論上還有一個常常見到的新概念，那就是所謂“他者認識”。中國人研究日本文化，要重視同中求異，重視尋求日本“固有精神之所在”，周作人早在60多年前就有過這樣深刻的反省。只有“在同中求異，或至得其大異者”，東亞人的相互了解才能“比西洋人更進一層”。這一思路，對于我們研究日本、中日關系和中日文化交流，無疑大可借鑒。

　　民國時期的中日關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在當時和現在的中國和日本都被視為經典著作的，首先當然要算是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這里更想要提一提民國期間的梁盛志和后來的梁容若，兩者其實是同一個人。梁盛志的著作《漢學東漸叢考》（中國留日同學會，1944年）的主要內容經過汪向榮整理收入署名為“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論》，該書198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從《漢學東漸叢考》之“弁言”可窺本書之大概及作者的研究態度無論是從其史觀還是其研究者的勤勉、嚴謹、謙遜的學風、規范的學術寫作，在今天都仍然是值得學習的。該書除了于史料發掘、遺物考證方面有其獨創之外，且“鑒往知來”，在史跡疏跋中也自有作者一種所“信”的寄托在。

　　由汪向榮選編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論》一書，不僅從大處可見著者對中日關系脈絡的把握，而且在一些細微處也顯示著者深厚的國學素養?！吨腥瘴幕涣魇氛摗返某霭?，還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也不容忽視。汪向榮在該書的《后記》中充分肯定本書的意義，指出：“在中日關系史這一學科作為歷史科學的分支而起步時，本書的出版將作為其標志而載入史冊?！蓖瑫r汪向榮在這里明確地闡述了學術與政治的關系、研究與翻譯的關系，其作為中日關系史研究的方法論的論述，也同樣將載入史冊。他說：“研究從屬于當前政治，而不是學術性的探討，使過去中國對中日關系史、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和政治相呼應，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學術，以致進步不快。要使中國對日本的研究脫穎而出，必須先消除這種原因，使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術研究。”強調了學術研究的獨立性的重要。同時，關于研究者的立場問題、研究與翻譯的關系問題，他主張：“中日關系史跟其他歷史學科一樣，都必須是作為中國史學工作者的研究的學科，應該有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日本史學工作者的研究中日關系史并不一樣，結論可以相同，立場和觀點卻不會一致。因為這樣，過去中國也翻譯出版了一些日本學者的著作，但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研究。這是我在研究中日關系史方面的基本論點，雖然半個世紀來經歷的道路坎坷不平，可是我不想，也不會改變我年輕時的論點?！?/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