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近年涌現出了不少優秀的成果，其中有兩件事尤其值得稱道。

　　第一，是2006年由中日兩國領導人就啟動中日兩國學者之間的共同歷史研究達成共識之后，雙方組建了研究團隊開始進行研究，就所確定的共同研究題目，交換意見，充分討論，各自表述，到2010年1月公布了第一階段的研究報告。這份“根據政府間協議共同進行歷史研究的成果”于2014年由中國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日本的勉誠出版社出版，其意義如中方首席委員步平所言：“關注中日關系發展的讀者可以同通過雙方學者的研究結果進行分析比較，更加深入到歷史問題的深層，使得雙方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相互理解得到提升。”相信這兩卷研究報告（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不僅對于促進今后中日相互理解具有建設性的意義，而這一事件和文本也為交流史和比較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文本。

　　第二，朱舜水研究的集大成者、臺灣大學教授徐興慶在出版了資料集《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和專著《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年）之后，又在日本德川博物館（館長德川真木）的大力協助下，組織大陸和臺灣學者從2012年開始實施“水戶德川家舊藏?儒學關系史料調查”計劃。據報道稱，在2013年9月5日晚于該館舉行的史料調查報告會上公布了所發現南明政權魯王1653年給朱舜水的敕書。作為此調查計劃的成果，已經出版了兩冊《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即第一冊《朱舜水文獻釋解》（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和第二冊《德川光圀文獻釋解》（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并且以徐興慶和辻本雅史為責任編輯在2014年9月發行的《季刊 日本思想史》第81期出版了題為《朱舜水與東亞文明：水戶德川家的學問》的特集。這些資料與研究成果不僅對于推動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它本身就是海峽兩岸和日本方面文化交流的寶貴見證和重大收獲。民國時期梁盛志批評梁啟超的《朱舜水先生年譜》“詳略失宜”、“擇焉不精”，且譜中對許多“注意舜水事實者所欲之問題”，“或語焉不詳，或略未涉及”，并分析其原因在于“作者于其著述之流傳，未事考索，僅據最晚出之中國刊本，則亦未審也”。最后在文章的結尾感嘆：“以著者之博雅，并久寓日本，而本篇之憑藉乃如是貧乏，亦可異也。”朱舜水，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中備受矚目的人物，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之后，其新的全集與年譜的面世或指日可待了。由此聯想到，這一領域中還有多少類似的大大小小的課題有待我們去進一步努力挖掘。

　　實際上，筆者是不太贊成輕言交流或比較研究的。因為交流或比較涉及的對象就不止一方，尤其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文化之間，甚至東亞或更大范圍的交流、比較研究，如果不將關系各方都搞清楚，所見就容易流于表面，比較也難以深入。尤其是翻開中日兩國的歷史，里面存在著太多似是而非，也存在著太多揪人心肺的片段和點滴，如果沒有冷靜的理性和足夠的定力，甚至健康的心智和溫厚的涵養，就擅議交流、比較，往往容易劍走偏鋒，甚至誤入歧途。因此，筆者認為，目前中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最大的課題仍然是史料的整理和史實的挖掘與考辨的問題。史實清楚了，道理終究自然會明白。發掘未知史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辨析許多常識中的史實性錯誤，尤為不易。澄清史實本身，當然不僅需要“與史料肉搏”的考據的硬功夫，也可見“著書者之心術”即研究者“史德”之高下。“穢史者所以自穢，謗史者所以自謗”（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內篇三史德，載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上），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19頁。），是否已自覺或不自覺地為某種外在目的或現成理論所動，不可不時時自省。至于當前我們的研究中有哪些具體的不足，要對此進行系統而深入的分析，或許需要有一個參照系——如臺灣地區、日本甚至西方學界的相應狀況——來比照觀察才更有說服力，這個工作在這里只能留作前景展望中的課題了。

　　在展望前景的時候，筆者想到的首先還是沉潛下來，回到各自的原典、回到彼此的原典。請允許抄錄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前輩學者周一良的告誡，來與大家共勉。他這樣說：

　　“有志于研究兩個國家關系的歷史或者文化交流的青年，我覺得應當具備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對兩國之中的一方（當然能夠對雙方更好）的歷史或文化具有比較深入的研究或素養。只是在有了這樣一個基地或說據點的情況下，再來探討這一國和另一國的歷史關系，研究這一國和另一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相互影響，才能夠比較具體深入，言之有物，才能探索出相互關系（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中某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如果不深入某一方，浮在兩國具體歷史之上來侈談關系或文化交流，恐怕是不容易取得好成績的。”（人民網北京4月19日電）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人民網國際頻道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