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學術和政治的關系，如汪向榮在《后記》中又提到的那樣：“學術研究不可能和政治沒有關系，學者也并不生活在真空環境中，因此說要學術研究完全不受政治影響是不可能的。”他說：“不過總還有人把學術研究和政治區別開，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支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學術研究受政治的影響，汪向榮早年求學于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1944年就出版有《中日交涉年表》，對于丙午（1966）之痛的記憶，從其所記述的“所存圖書資料，包括所有筆記和全部卡片，均已毀于丙午”、“丙午以后十年中，沒有可能接近日本書刊”等文字可見一斑。在海峽的另一方，1967年臺灣知識界因“梁容若事件”即所謂“文化漢奸得獎案”鬧得沸沸揚揚，對此大陸學界雖然很少有人提及，但是由一次學術評獎而引發包括胡秋原、徐復觀等文化名人參與的“中國文化與漢奸”、“文章與氣節”、“文學與政治”乃至“民族思想與歷史文化、國家生存的關系”的大討論，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自然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僅就刊登在1941年由日本的國際文化振興會編、日本評論社出版的《日本文化的特質——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國際懸賞論文集》上的梁盛志的獲獎論文《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而言，可以討論的地方也不少。但是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無論這次懸賞論文征集活動的評委是誰，作為當時日本文部省、外務省、情報局等政府機構協助下進行的一項國際文化活動，如該活動的主辦方所總結的那樣，是為了達到“匯集世界的聲音來高呼‘拯救世界之道在于日本精神的實踐，世界新秩序的根底必在日本精神!'”的目的和政果。日本當局不僅在1938年發布了《國家總動員法》，動員日本國內一切力量為戰爭服務，而且力圖動員全世界可以動員的力量來為其宣揚日本文化服務。無論給這種活動涂抹上怎樣的文化或學術的色彩，都無法掩蓋其服務于侵略戰爭的本質。

　　第二，無論是以何種方式或渠道參加這次征文活動，文章獲了獎、作者領了獎，作者就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對署有自己名字的文字負責。無論作者的主觀意愿如何，這一行為在客觀上的效果可以說是服務了那場侵略戰爭。如果沒有這種覺悟，至少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糊涂。

　　第三，從該獲獎文章中言及“通曉（中日）兩國語言文章的人每日增多，著作者一旦拿起筆就會立即影響兩國關系，對此要如何以虔敬之心從事才好”來看，作者在當時應該是具有這種覺悟的。就是說，作者當時是意識到自己的言論的效果的。當然，即便如此，我們也要對獲獎文章本身進行分析。總的感覺是，作者在“衷心祈愿日本文化升華為世界文化”、理解“建設東亞的新秩序”的前提下，從文化交流的角度對中日雙方提出了勸告乃至批評，甚至對“日本人在私生活及社會上都有秩序、政治上公明這些方面極少影響到中國”表示遺憾。其對日本在接受中國留學生的態度與制度上的批評、對日本的中國研究的缺陷及“支那通”缺乏歷史素養因此對中國現實的理解僅僅停留于表面的批評，以及對中國人在日本研究與理解方面缺陷的批評都很有針對性，在現在看來甚至也不失其啟發意義。但是，這已經是另一層面的問題了。

　　近代中日關系非常復雜、敏感，在這一研究領域，政治與學術的關系也是如此，不能不謹慎從事。作為研究者不能在政治上犯糊涂或犯錯誤，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教訓。

　　20世紀80～9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水平，可以由兩套在日本學界也引起了很大反響的叢書來代表。這就是80年代末在東京六興出版社出版的13卷本“東亞中的日本歷史”叢書和90年代在中日兩國分別出版的十卷本“中日文化史交流大系”。前者由王金林出訪日本、在日本學界雁過留聲之后，在日本出版界和中日學術界有識之士的協助下，引出一隊展示中國日本史研究的整齊雁陣，飛越中日歷史的天空，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值得紀念的風景；后者由中日兩國學者共同編輯、撰寫而成，因此“文化交流”的意義與形式，可以說體現得更加充分。

　　新世紀中日關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盛況，表現在通史性著作、史料整理、文獻學研究及各種比較研究與專題研究都成果斐然。嚴紹璗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全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在其個人而言，積20年之功而成此巨著，不僅可以成為他的“墓志銘”，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文獻學研究領域中也的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也許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一領域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和豐富。可喜的是，這種完善的工作已經開始有人在切切實實、扎扎實實地做了。比如黃仕忠所著《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就專門有一節為“《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散曲戲曲部分正誤”。黃著對《書錄》第三冊中的“散曲之屬”與“南北曲之屬”進行復核，發現不少問題。其提出的問題，作為一種方法和態度，不僅對于我們完善和豐富這個里程碑而言，就是對一般的文獻學、書志學，進而一般的歷史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王曉秋，2012年出版了一本《東亞歷史比較研究》，該書的前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意義和方法》既有很強的針對性，又很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值得一讀。他說:“歷史的比較研究并非隨意把兩個歷史現象拿來就可以作比較研究。它必須要遵循可比性的原則，也就是一般應屬于同類型或同層次的歷史現象才可以作比較，比如同樣是改革、革命、農民戰爭，或同樣是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等，或者至少是比較的雙方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或關系。因此在運用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時，一般首先要確定可比性的主題，然后分別研究可比各方的特點、過程和根本屬性，再比較其異同，從同中求異，異中求同，進而尋找歷史現象之間的聯系、本質和規律。”“東亞各國的歷史既有許多共同性，又有不少差異性，還有不少關聯性，從中可以找到大量比較研究的課題，而且也是東亞各國文化學術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外交、國際關系等方面現實的迫切需要。”這些話，簡明扼要，已經把道理講得很通透。

　　2014年9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人類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在承先啟后、繼往開來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中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推進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互學互鑒，是讓世界變得更加美麗、各國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強調“正確對待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和現實文化，是我們必須把握好的一個重大課題”。與文化交流相關的研究課題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的比例也在增大，希望大課題能夠真正出現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