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屠殺案的調查工作中， 由南京大屠殺罪行調查委員會組織， 南京市市政府負責推動各區、鄉、鎮、坊、保、甲開展調查工作，警察局推動所轄各區、局、所各級基層職能機構配合調查工作。調查委員會在南京13個區設置區調查委員會，全面負責侵華日軍各項罪行之搜集、調查、統計與匯報工作，各區區長負實際指揮之責，調查委員會派督導員督導。可以說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具有科學規范、法律意義、全民參與的調查工作。
在這一過程中， 一些受害嚴重區鄉的調查工作社會參與的程度較高， 比如位于中華門外一帶的南京市十一區， 這里是戰犯谷壽夫部隊戰時的駐地， 國防部軍事法庭非常重視這一地區受害情況的調查。該區調查委員會由區長吳筱卿負責常務工作， 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派駐的督導員是沈九香，區調查委員會共有27名委員，分組負責實地調查， 這些委員包括十一區各鄉鎮的正副鄉鎮長、區民代表、區警察局長、區黨部主委、區三青團主任、憲兵隊隊長等，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十一區雨花、西街、通濟、海新、鳳臺、善德六個鄉鎮調查各類暴行受害人名單800多人，可見當時調查的深入以及社會參與的程度之高。［5］由于各個區鄉的情況不同， 有些區鄉由于人口變動比較大以及受害程度的不同， 社會參與的熱情與調查的效果也不同， 比如位于浦口的第八區調查的材料就很少， 湯山區和位于下關的第七區的調查材料就很多， 這也說明調查的情況和社會參與的情況大致能客觀地反映一個地區的受害程度。
與證據搜集同時進行的是檢舉戰犯的工作。國民政府相關機構曾多次呼吁市民檢舉戰犯，如1945年12月21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行轅的名義發布公告稱:“凡我同胞，其有身經當日大屠殺慘禍暨在敵偽暴力壓迫之下，受有各種枉曲者，余均愿詳知其事實及屠殺壓迫者之主謀， 其目擊事實基于正義感而作負責之檢舉者，余尤樂于接受。”［6］據《申報》1946年1月6日報道，當時僅蔣介石巡視南京所接受的市民呈文就達1036件。［7］另據岡村寧次回憶，“經過八年戰亂， 受日軍蹂躪過的地方百姓，對日軍官兵的橫行霸道，紛紛檢舉，被拘留的人也與日俱增。”本來國民政府擬將戰犯范圍盡量縮小， 懲治部分首犯， 但是各地民眾紛紛來信檢舉，使被拘留的戰犯不斷增加，到1946年5月，被拘留的戰犯已經接近3000人。［8］可見當時民眾對檢舉戰爭罪犯工作的參與程度之高。
除了前期的證據收集與檢舉戰犯以外， 在審判過程中， 軍事法庭還在受害較為嚴重的地區設置調查庭，就地征集證人證據。1947年1月19日，軍事法庭在中華門外區公所內設立調查庭， 為了讓民眾配合法庭調查戰時谷壽夫部隊在中華門一帶的犯罪事實與證據， 要求所有在上述地區及時期內，曾遭日軍燒殺奸掠及其他加害行為者，或各被害人或遺族，或在場目睹之人，將詳細情形報告法庭，以便偵查，確定其罪責，這一方式的社會影響也較大，僅1947年1月28日一天就接待檢舉人180余人，總共傳訊證人600多人，為法庭搜集到更多有力的證據。［9］
綜上所述，審判的前期工作中，特別是檢舉罪犯和搜集證據的過程中， 社會團體及民眾的積極參與配合了軍事法庭的審判工作， 提高了法庭審判前期工作的效率。社會的積極參與也表達了社會對于南京大屠殺案的高度關注， 反映了審判在社會層面的廣泛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對于日軍罪行的調查取證喚起了受害者家屬及幸存者對于日軍暴行的記憶， 使南京市民得以有機會控訴侵華日軍南京暴行， 從而得到情感上的安慰和對正義追求的滿足。
二、審判的社會傳播與社會影響
戰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是備受關注的事件，在審判過程中， 法庭對于審判的各個程序都力求做到透明、公開，報紙、廣播等大眾傳媒對審判都有詳細而密集的報道， 使審判的信息在公眾得到廣泛傳播，擴大了審判的社會影響。
關于審判的媒體報道貫穿審判的始終， 而且涉及到審判的方方面面， 全方位地展示了南京大屠殺案審判的全過程。當時《中央日報》、《大公報》、《申報》、《新聞報》、《京晚報》等主要報紙都對審判作了全面而詳細的報道。僅從《中央日報》對審判谷壽夫的報道來看，粗略統計大概有30多篇，就覆蓋面而言，從谷壽夫押解到京、審訊、判決及行刑均有詳細報道，就形式而言，包括通訊、社論、專訪等多種形式。除了報紙以外，國民政府盡可能利用各種媒介宣傳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比如1946年7月，為喚起市民注意以協助南京大屠殺案的調查和審理， 南京市社會局特制定與南京大屠殺案有關的幻燈片兩種共七套， 訓令南京市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工會在各大影院正片放映前放映，以資宣傳。［10］
國民政府規定， 法庭審判的辯論和判決應該公開進行，這同樣也有助于擴大審判的社會影響。為了讓盡可能多的南京市民旁聽， 軍事法庭特意借用座位較多的勵志社大禮堂作為公審場所。但法庭面積和席位畢竟有限， 不能讓更多的人參加旁聽，于是法庭從庭內拉出了有線廣播的大喇叭，使很多市民得以在法庭外旁聽審判戰犯實況，這種方式讓更多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戰犯的罪行，參與到對戰犯的審判中， 從而滿足受害國民眾情感及道義上的需求。
公審的影響是巨大的， 岡村寧次曾經提到，“今日的公審， 是考慮到對民眾和國際的影響，是一次大型公開展覽。”［11］對谷壽夫的審判吸引了國內外的很多新聞媒體， 其影響不僅僅局限于本國民眾， 也受到包括日本以及盟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關注。公審后不久，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還函請中央電影攝影廠把戰犯谷壽夫案的材料編入中國新聞，拍攝戰犯谷壽夫一案的電影，在各地公映，擴大公審的社會影響。［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