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 從審判戰犯谷壽夫的法庭舉證和辯論的過程中也可獲得到一些民眾情緒的信息。民眾大多認為谷壽夫是罪有應得， 當時的報紙上就提到，“今天國防部戰爭罪犯法庭公審這個大屠夫，南京人也該揚眉吐氣，刀割零碎，雖千萬個谷壽夫亦不足以贖他的罪惡。”［22］在審判過程中，受害者的控訴最能體現民眾的真實情感， 比如張孫氏丈夫被殺，庭長詢及傷在何處，張謂：“哪里還能看得到？ ”旋繼稱：“我與日本鬼子仇多呢！ 要說三天也說不完，我受的害太大了”。隨后又道出：彼本身亦被敵人強奸， 同時見其小姑與一鄰人均被奸而致病等等，語調沉痛，令人發指。［23］可見，在谷壽夫的審判中，民眾情感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政府也希望借此彰顯正義，平復冤情。

戰犯在受害地的行刑也是民眾感到極大快慰的事情，民眾參與熱情極高。有些地方的軍事法庭為滿足地方群眾的心理，在戰犯行刑前會將戰犯押解上街游行示眾，這固然可以使受害地民眾在心理及精神上得到極大快慰，但顯然與政府處理戰犯的政策以及國際法的原則相違背。為此，國民政府國防部通電各軍事法庭，“鑒于處罰戰犯的目的，在于維護人道正義，保障國際法之尊嚴，而不在于實行報復………故全國各地軍事法庭此后禁止將戰犯在槍決前游行示眾。并不得在文告中引用報復性之語句，如‘以快人心’等不當措施云。”［24］可見，民眾情感與政府政策及國際法的原則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總體來看，大部分民眾對審判比較關注，但是也有一些民眾及受害者對戰犯處理的態度淡漠，缺乏參與的熱情。一方面可能是民眾對于戰犯審判的意義并不明了，另一方面，民眾可能更為關心自身生活境遇能否改善等實際問題， 當時南京參議會的一份報告中提到，在調查日軍暴行時發現，因已事過八年，“由于被害人之死亡， 或其家屬他遷，無人代為申述，或因事過境遷，恨怒淡散，不愿重撫創痕。此其例證，尤以門弟者之婦女，被敵奸后，繼以屠殺之事案為然。抑或以施害者之部隊番號不明，而幸存者又因生活重壓，對于調查填報，知無補于其口腹之奉，間有不關心之態度，漠視調查人員之往訪。”［25］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出于消彌過去戰爭傷痛的需要以及中國傳統的認命的觀念， 受害者往往盡量避免再觸及與戰時暴行有關的問題。

四、余論

戰后對南京大屠殺案審判的整個過程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審判是受害者的個體創傷記憶得到申訴并在社會得以大范圍傳播的事件載體，從而使受害者的創傷記憶得以超越個體記憶的局限而成為一種社會記憶， 這是戰后南京大屠殺案審判的社會影響中較為隱性而深遠的一面。［26］近年來關于戰爭暴行的社會記憶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27］但是從整體來看，現有的論述大都是著眼于幸存者的創傷記憶以及戰后一代人關于戰爭暴行的社會記憶， 較少有關于戰爭暴行社會記憶形成的相關論述。

從社會記憶生成與喚起的角度來看， 有論者指出，“南京大屠殺之后， 在日軍高壓恐怖統治之下，南京市民的創傷記憶被深深地掩埋在心底。但是，每逢到了清明祭掃親人和大屠殺周年之時，他們都會以最簡便、最隱晦的方式去記憶無法忘卻的創傷。1945年8月15日，當日本宣布投降之時，南京市民壓抑己久的創傷記憶終于得到釋放， 人們以最大的熱情參與了調查和審判制造南京大屠殺戰犯的全過程。”［28］可見戰后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為受害者創傷記憶的喚起和更大范圍傳播提供了各種條件。戰犯罪行的社會調查、市民呈文以及檢舉作證等行為過程中就包含著對遭受戰爭暴行的創傷記憶的申述， 這種同一時空的大規模的趨同記憶得以集中表達使得有關南京暴行的社會記憶得以生成。

但是由于內戰的爆發， 以及隨后國民黨政權的崩潰， 新中國沒有保持對南京審判本身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的宣傳教育。新政權對社會記憶按照自己的政治價值觀進行了重新構建，而“構建公共記憶的行為同時也伴隨著忘卻行為”［29］。建國后，在政府倡導中日人民友好的主旋律下， 以及五六十年代極“左”思想的影響，南京市民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受到了極大的壓抑， 從而出現了社會記憶的斷裂。這種斷裂，“損壞了歷史感知發生的框架， 并阻止其重建一個新框架來填充遭受破壞的框架所具有的同樣功能”。［30］但是再強勢的政治權利也不可能完全掌控一切， 所以就出現了民間記憶的保存路徑。另外，由于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帶來的創傷有其特殊的歷史經驗性， 對其的漠視會造成社會記憶的裂痕。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的歪曲再次喚起了民眾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創傷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