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之同時,直到上世紀80年代,學術界才開始關注戰后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這中間社會記憶就存在著認知上的斷層, 南京審判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社會記憶生成的關系紐帶被淡忘或漠視, 從而造成當時人與后人對審判實際影響在認知上的差別。所以只有經過深入的考察,我們才能看到戰后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對當時社會的實際影響以及南京市民的創傷記憶早期得以生成的一個重要環節。(嚴海建)
注釋:
[1]相關的研究可參見胡菊蓉:《中國軍事法庭對日本侵華部分戰犯審判概述》,《史學月刊》1984年第4期;李榮:《國民政府審判侵華日軍戰犯略論》,《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3期;翁有利:《國民黨政府處置日本戰犯述評》,《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宋志勇:《戰后初期中國的對日政策與戰犯審判》,《南開學報》2001年第4期等。
[2]《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郭必強、姜良芹等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罪行調查統計審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2頁。
[3]《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關于調查戰犯谷壽夫罪證的布告》,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歷史檔案館等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50頁。
[4]《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副議長陳耀東在軍事法庭陳述南京大屠殺案調查經過》,胡菊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南京審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頁。
[5]《南京市第十一區區公所大屠殺案調查小組委員名冊呈》,郭必強、姜良芹等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罪行調查統計審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3-1685頁。
[6]《國民政府主席行轅秘書處接受南京市民陳述大屠殺冤憤公告》,張建寧等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7][16]《首都人民陳述函件加緊分類整理中》,《申報》1946年1月6日。
[8][11]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6頁,第154頁,第136頁。
[9]《百余證人在中華門臨時庭檢舉谷犯罪行》,《中央日報》,1947年1月25日。
[10]《南京市社會局飭各影院放映南京大屠殺調查工作宣傳幻燈片訓令》,郭必強、姜良芹等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日軍罪行調查統計審判》,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2頁。
[12]《中央電影攝影場第一廠關于戰犯谷壽夫案材料已編入中國新聞161號致軍事法庭函》,胡菊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南京審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頁。
[13]《軍事法庭判處谷壽夫死刑的布告》,胡菊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南京審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頁。
[14]《戰犯谷壽夫在雨花臺槍決》,《中央日報》,1947年4月26日。
[15]《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對日戰犯處理政策會議記錄》,郭必強、姜良芹等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日軍罪行調查統計審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頁。
[17]《查迅被害人陸李秀英筆錄》,胡菊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南京審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頁。
[18]梅汝?:《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頁。
[19] 張彥:《日本投降那一天》,《人民日報》,1995年8月14日。
[20]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四),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80年版,第449頁。
[21]《松井石根應來京伏罪》,《中央日報》,1946年7月29日。
[22]《南京大屠殺案主角谷壽夫受審記》, 《申報》,1947年2月12日。
[23]《南京大屠殺案真相各證人憤慨陳詞》,《申報》,1947年2月8日。
[24]《處罰戰犯不在報復》,《申報》,1947年7月1日。
[25]《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協助調查南京大屠殺案經過概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歷史檔案館等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江蘇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頁。
[26]關于集體記憶與社會記憶兩者的區別,哈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是有特定群體的,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固化的社會記憶。(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頁)康納頓也提出,“對于過去社會的記憶在何種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員就在何種程度上不能共享經驗或者設想。”(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所以在分析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時,創傷記憶更多的是受害者這個群體的集體記憶,與被固化的社會記憶是不同的。
[27]相關研究主要有,張連紅:《南京大屠殺與南京市民的創傷記憶》,《江海學刊》2003年第1期; 聶莉莉:《戰爭受害記憶與“歷史事實”之間》,《讀書》2006年第9期;孫宅巍:《澄清歷史———南京大屠殺研究與思考》第十章《記憶篇: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劉燕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1937-1985年)》,《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
[28] 張連紅:《南京大屠殺與南京市民的創傷記憶》,《江海學刊》2003年第1期,第147頁。
[29]黃東蘭:《岳飛廟:創造公共記憶的“場”》,載孫江:《事件-空間-敘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頁。
[30]耶爾恩·呂森:《危機、創傷與認同》,《中國學術》2002年第1期,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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